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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少儿与人民不宜

公权批评家 凯迪网络首席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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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  

专栏作家

黎明,公权批评家。杂文家、评论家、专栏作家。 在河南的山东人。 年龄:活超了。 位置:思想与舆论前沿。 爱好:突破上篮,放声高歌,想“公家的事”。 个性:清澈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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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就该吝啬和贪婪  

2006-04-27 11:35:02|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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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缺位让人吝啬和贪婪
    
    我们指责腐败分子,我们指责为富不仁,我们批评分配不公和“取之于民、非用于民”,我们讥讽种种贪财、守财的可笑心机;我们还时时提醒自己或他人小心上当受骗,时时担心自己人“栽”于他人之手.......听民声、民意的“主旋律”,看现实中我们的“生存须知条款”,让人不得不承认:我们社会、我们族群的吝啬和贪婪的特征,的确是比较突出的。

    虽然指责腐败,但同时也盼着得到腐败机会,有了机会不免紧忙着腐败一回。穷人热羡富人的奢华和权势,指责为富不仁,同时或许放纵着自身的“为穷不仁”,富起来也不见得比先富的更仁。许多富人不拔一毛利天下、利他人,相当多的已经“中产”甚至“大产”了的家庭,心态上和思想上的“穷毛病”依然如故。贪婪和吝啬,其实为一般意义上的穷人和富人所共有。

    尽管人们习惯将吝啬和贪婪视为道德欠缺,其实各种人群并非在这方面有着截然不同的显著区别。道德谴责对每个人都没有技术障碍,所以多数人惯于高举道德大旗张显自己;道德显示总是低成本而极能吸引公众注意力,所以许多管理者也乐于将制度责任和自身责任,归结为、转移成社会的道德教育问题。

   中国人表现突出的吝啬与贪婪,应该从制度方面、从制度制造的人际与生活环境方面找根源。中国人为什么吝啬、贪婪?因为这种心理和行为素质,最适合在中国国情、社情中延续生存。

    我们没有可靠的社会保障,因此在整个人生过程中没有安全感。我们不知道明天允许我们生存与否,不知道明天的社会环境怎样规定我们的生存状况。由于人们看不到自助以外的帮助,知道除了自身和家庭不能指望社会和社团,于是把希望全部寄托于自强自救。鼓励的、好听的说法称其为“志向远大”、“奋斗不息”等等,实际上个人所谓的“干事业”,就是挣扎自救;所谓的发展,就是不断地增大自我保障系数,就是不中用了或者遇到难关后可以吃自己积累起来的本钱。

    问题还在于:中国人从前人经验中得知,“个人权利”是不被重视的,个人在这个社会中渺小到微不足道。一旦“不中用”,个人的道德表现、文化素养、以往贡献等等“软”的东西都可能是“虚”的。在所有被认为可当“资本”的东西中,相对其他而言,只有自己的“钱财”才是“硬道理”。华人过年要相互地“恭喜发财”,这一区别于其他大多数民族的“文化特征”,表达的其实是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恐惧。发财,发大财,个人和家庭就无忧了,就从“根本上”解决所有生存问题了。于是,大家将“生存保障”的希望寄付于自身后,进而把“根本保障”归结为钱财;于是,中国人虽然大多没有宗教信仰,但几乎都是“钱权党”党员。

    “吝啬”这个词不太好听,其实它的内涵倒也没什么可值得指责的,无非是“小气”、“手紧”罢了,集中表现主要是不敢花钱、不愿花钱。有人说“中国人只花今天和过去的钱,而且还花得不情愿,花得心惊胆颤,总想到省钱”,这是比较客观的说法。2005年中国人挣100元存下46元,储蓄率高达46%;而美国人的储蓄率为-0.5%,就是说他们是挣100元,却花掉100.5元。这并不能说明中国人的目光特别远大或者社会责任心特强,也不能证明美国人是不顾明天死活或者不能“持续发展”。

    中国人到原苏联境内的地区开农场,雇佣的当地工人平时干活松松垮垮,一发薪水就休假疯吃疯玩,几天就把一月的工资花光,而雇工们的中国老板却不敢像雇工这样花钱。中国人要攒钱,要攒很多钱,因为他们的明天有不测之忧,他们需要钱的地方很多,即使有了不少钱心里还是不踏实。而中国老板的外国雇员,却不必考虑长远,他们得益于社会保障和国民福利,既没有眼下过不去的火焰山,也没有后顾之忧。所以对他们而言不存在“拉动内需”问题--他们总会自动的内急式的“刺激消费”。

    当前普通中国人面临的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现实问题,让他们怎么也大度不起来,轻松不下来。人们感觉这些方面的消费犹如无底洞,有多少钱才能“过得去”,很多人想到这里有不寒而栗之感。为准备过这些“生活关”,许多人总觉得节俭还远远不够,捞钱还远远不够。地产、房产等多种财产在升值,整座城市、整个地区在升值,但多数人和这些升值带来的利益无关,他们不能把财产升值作为自己长久的保障。整个社会并不因财产的升值而减少生存恐慌,“穷人意识”包围着所有人,并规定着全社会的自信水平。想到今后、再今后的日子,即便是在穷人眼里算富翁的人,也觉得自己还穷的可怜兮兮。

    建立有效的社会保障系统并非很难,但它必得建立在“政治文明”的社会基础之上。中国社会数千年间没有建立起一个诚信、公正的公权体系,来自权力的、长期的、跨代的许诺,都不被公众相信,不会得到普遍的配合;同时,社区自我服务和自我管理机会也被强大的、干预一切的公权所取消或压抑。这种情况下,大家自然还要靠脆弱的自身和家庭、家族,自然尚需“坚持吝啬和贪婪不动摇”,自然还能增加国人许多接受“道德教育”的机会。

   社会保障带来的切实的国民福利,以及由此而来的全社会的道德提升,召唤着当代中国人的政治智慧和政治英雄。

                2006年4月25日

            凯迪黎明:http://www.cat898.com/lib/index.asp?libid=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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