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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少儿与人民不宜

公权批评家 凯迪网络首席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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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  

专栏作家

黎明,公权批评家。杂文家、评论家、专栏作家。 在河南的山东人。 年龄:活超了。 位置:思想与舆论前沿。 爱好:突破上篮,放声高歌,想“公家的事”。 个性:清澈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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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发展战略杂论  

2006-04-29 14:08:02|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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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发展战略杂论
  作者:黎明 
 
  忝陪B市“跨越式发展理论研讨会”,闭我眼发逆人耳之“杂音”,人曰“杂文议政”。得此评语窃喜:经营多年之“学术论文”,终于“跨越式发展”矣!学风黄昏,媚骨黑朽,尤显杂家投枪、匕首寒光凛然,能不让老生“抛专引杂”、“投案自守”、“弃官从良”、弃暗投明哉?只是不知另类讲稿能否跻身于杂文之光荣队列,对此,我“心虚若谷”,敬请读者观察、指教下文:   

        黎明:发展战略杂论

   新班子就职,审视地方发展战略并深化对它的认识理所当然。组织研讨者出于对研讨规则的尊重,认为如果“征求”到一片赞扬之声和“顺杆爬”的意见,则是不成功的研讨,这叫有责任心。以往我多发“不同的声音”,是非利弊现在看更清楚。既然仍有发言机会,我还坚持我的发展观、战略观,也想尽量有所“自律”地说点实话、新话。因为我爱这方水土,衷心希望它少灾多福。

  一、换班子与换战略。研究者不应为换班子而研究,新班子也不应因为班子新而换战略。人事变更或能完善、落实发展战略,战略问题却不应迁就人事变更――它不是服务“出新”、服务“形象”的工具。有些地方新班子一上台就提新战略、新口号,如果不是基于新变化、新发现,那叫“做秀”。一个地区的发展受多种因素制约,并非“想得到就做得到”,并非有多种现成的战略可随时供选。研讨、调整战略终归要面对战略资源、体制效能、内外环境等具体问题。拍脑袋上项目危害大,拍脑袋上战略危害更大。本着科学态度而不被官场游戏规则所左右,改进战略决策才有机会。

  二、领导分工与战略。“战略”往往被滥用,多种提法搅在一起,让人弄不清某地是什么战略,有多少战略。主要原因是不分层次、不分轻重地各提各的战略,强调的都是各自分管的那一块。这涉及主管领导、部门领导的地位和前程。反映在文件、宣传上,除了分管宗教的不提“宗教兴市”(实际上有的地方是“和尚道士兴市”)“xx兴市”的口号有多种。结果是什么都兴,都是战略也就没了战略。尽管一直强调“高度一致”,其实在大事上,“不一致”是在领导层内。体制内各领域应有竞争,但竞争的连整体战略都没了,说明体制病是很重的。凡因长官意志、利益而影响战略的毛病都是大病,需用“现代政治”的药来治。

  三、战略基点与发展方向。制定发展战略的基点并不是发展,而是保生存、保基础。即从自然、人文宏观背景和大历史的角度,预测这方水土上的人群可能面临怎样的生存危机和严重局面,以便转化、改变、延缓它,避免引发、加剧危机。比如:水系、水资源方面如果有严重问题,就得把保水、节水作为长远战略,排斥和这一需求相左的目标。(如“工业化”)排斥一切与人文、自然环境优化相悖的行为,使水土与大气不遭破坏,人文素质和基础生活条件不“滑坡”。这样的目标能实现,就有发展,反之,就是败家子。山河破,家园破,“强国梦”也破,保生存与保基础是战略选择的前提,应作为坚定信念融入法律、政纲,以防止日后有人因眼前利益而弃毁长久之生存、发展权。道理很简单:发展是硬道理,生存硬是不讲道理。

  发展方向是发展战略中最根本的、决定其他方面的因素。所有地区应该追求的发展方向或理想境界,可借四个产品品牌表述:“美佳净”(环境优化);“富魄力”(人文关怀和文化感召);“康而寿”(居民保健、健康生活方式、小康、后小康、可持续发展);“安而乐”(免于恐惧、享受自由、社会和谐、安居乐业)。用一句话归纳这个方向或境界,就是:“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党宣言》)任何偏离人的自由发展、人与自然和谐主题的“发展”都是瞎折腾,作孽的。我主张“宁要人的发展的草,不要‘非人’发展的苗”,这是针对眼下对“发展”片面理解、侧重物化与量化所说的。就要问问究竟是谁的发展,谁的现代化,受益和代价谁来承受。我们经常对某项发展大唱赞歌,而对它的衰亡与崩溃缄默无语――其实,使它溃灭的原因即在其发展目标和发展过程之中。大到一个国家(如超级大国苏联),小到某个地区、市场、企业,类似的事例已见过许多。我们应该认识到:发展是硬道理,发展的性质与方向更是硬道理。

  四、“增长”与发展。上产值≠发展。以产值及其增长率衡量发展成就,这种数量挂帅的评价习惯和思维方式危害极大。产值数字决定不了质的内容,尤其在目前经济体系及运行状态下,更反映不了正与负、得与失,它的重叠构成与种种原因的虚假无法避免,“黄灰黑”产值、“豆腐渣”产值就更不用说了。思想、文化、道德、生态、环境、信用等等因素构成的诸多潜力、实力,难以用数字计量表达。大清帝国经济总量曾雄居世界之首,超过美国,抵得上整个欧洲,如此仍难免积弱成疾到病入膏肓。中国目前的物流费用占到产值百分之二十几,欧美占百分之十左右,物流业凭产值炫耀辉煌成就,其实是炫耀高耗低效。如今我们起码应知道经济的结构与“先进方向”比经济总量更重要。正确的态度是把产值作为有参考价值的统计记录,而不是把它作为决定、操纵经济行为的战略目标,不能让其成为联系功利、评价政绩和干部的权威指标。产值和下岗一起增长,和大学生失业一起增长,对这种增长是该打个问号的。

  五、“减少”与发展。GDP年增长百分之八,这是没扣除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统计。若按先进国家的算法要扣去很多,基本上不增长。减去高耗和污染才是真发展。腐败每年造成损失上万亿,占生产总值九分之一强,减掉腐败损失的一半就是高速发展。乡政府平均负债达到数百万,吃财政的几年不吃不喝都还不了债,在经济形态上,基层政权是负的,但它不能像企业那样破产逃债。农民负担减不下来,一点资本都收上来吃了、浪费了。每年几百元对一个农民家庭很重要,可保一个中学生的学费或者当滚动发展的本钱。这种情况下,政府跨越信用危机即政绩,减了负就是把发展权还给了社会和农民。“豆腐渣”工程每年让上千亿打水漂,吃喝费仅“入帐”的也以千亿计,不入帐的可能还是大头。减去这两项就等于收入了两三个“中国石化”的税费。减一个高消费的干部或一个靠权力创收的小金库,减少一场灾难事故,也等于增加盈利企业和财政收入。类似这样的“减少”,都是经济和社会效益同步增长。中国人大约承担着五、六个“政府”的花费,该减的实在太多。真正实现九年义务教育,每个学生一年五百元足够吧,那才不过每年一千个亿啊,说没法实施是因为没钱根本说不过去,不可能比朝鲜还没钱,不可能比百年前就实行义务教育的国家条件还差。人民血汗钱,都他爹的被狗吃猫叼流失浪费了,对天大的正事却投入不上。国不一定亡,但这样下去“亡天下”、“亡社会”是必然的。不管怎么算帐,该减的减不下来,发展是空的、假的。所以说,减弊、减负、减灾,即真政绩、大发展。

  六、“有所不为”与发展。孙子以“不战而屈人之兵”为上,引申到社会、经济发展中,若能“不干而上”也是上策。许多情况下,“不干”比“干”难得多,需要更大的勇气和智慧。也就是说,往往是有所为易,有所不为难。建国后经验教训证明:发展的成败、快慢主要取决于“有所不为”的质量,“大干”的时候总是吃大亏的时候,管得多、管得住的时候多是停滞的时候。许多事要不干、不管,简直比登天还难,实现了不干、不管简直是一步登天。特别是大家一窝蜂都热心去干不该干的事,或者都干只应由少数人去干的事的时候,“不干”的地方、人群实际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如果哪个地方没搞“大跃进”和“**”等大运动,那发展水平、成就了不起。当年号召发展乡镇企业,要求“村村点火,户户冒烟”,“五个轮子一起转”,幸亏能力不足,“贯彻不力”,不然,真搞成那样可就惨了。近年的经济发展主要由体制外因素的拉动,增长点往往不是“强化管理”的着力点,力所不及的和“无心插柳”的领域反而发展快一些。这说明靠官员“深入指导”、“真抓实干”没什么用。组织的能力的确很大,什么都管,什么都干,以至于个人想什么也要干预,那能量就起了禁锢作用。群众对权力的要求并不高,不吃拿卡要,维持个大体上讲理的经营环境,压制住害群之马,就非常感激了,老百姓认的是不受压制的“发展权”,这和“解放生产力”主要是解放人的观点是一致的。“解放”要的就是人的自由,我说是“群众自己发展自己”。为什么要“松绑”呢?不把经济、企业、劳动者当“人犯”难道不行吗?

  七、工业化与发展。官员们挂在嘴上的“工业化”,我希望不是指传统的工业化概念。百年来工业化的梦想以及近年“无工不富”的宣传影响很大,论经济水平就先看工厂大小多少,说加速经济就要办工厂、建大厂,这传统观念需要更新了。且不说发达地区并非都实现了工业化,也不说自上世纪六十年代发达国家的经济就从制造业向科技、服务、金融等领域转移,评价一下国内工业平均利润率,看看具体产业、企业的效益和问题,就可以发现工业化并非“致富”的不二法门,并且其包袱已非常沉重,许多基础雄厚的老工业基地已步履维艰。国企脱困的努力,《南风窗》喻之为湘江之战式的“浴血脱困”,“掩护过江”的直接代价在2.5万亿以上,而实现利润2300亿左右,这算经济行为?在工业化、制造业这个方向上,只有少数地区、企业才能从重复和雷同的陷阱中挣脱出来,在壮大的同时也成为对其他地区的压制力量。照猫画虎的模仿者,底气与经验都不足的“学生”,必然是牺牲者。国营工业存在的前提是垄断,不要垄断又能生存的路只能是民营,这一点该加深认识。

  有先生说这里吃的是“工业饭”,所以要提工业化,我怀疑这个“常识”。许多地方吃工业饭仅是个账面现象、表面现象。用到工业上的投入大于工业产出,财政从小头拿走一块,这算什么吃工业饭?还不如从投入那边的大头拿好。投入大产出小的情况下,工业企业与银行实际上成了分配环节,而不是担当了生产、服务角色。财政的确从工业拿了钱,但查到底拿得是缩了水的居民储蓄。懂金融的都知道“转嫁”与“消化”的途径,说“人民养育了咱”,那是一点也不假。在估价工业效益、制定发展战略的时候,“常识”是不能忘记的。

  八、创新与发展。发展经济需要企业的成功,但抓企业≠发展。离开教育科学、文化和可持续发展的人力资源、环境条件,经济是上不去的,上到有限的程度就会栽下来。经济的成功,并非是资本、自然资源的功劳,说到底要靠体制激发的人才、科技、文化、精神的力量。实现了“跨越”的国家、地区,最重要的经验是落实了教育的跨越,支撑它们跨越的主要是那些充满奇思异想的大学和研究所,还有源源不断的后备人才。跟在后面走的国家靠“拿来”也能跨越,可以不走开拓者走过的弯路,沾别人技术开发的光,就象我们没发明电学和几样电器,却能跨越到电子时代。不过,这样永远不能领导潮流。为什么中国人拥有最丰富的脑力资源却不善于创新呢?主要根源出在体制上。要求“一致”和“趋同”的思想观念、行为规则已有效地统治了我们,高效率驾驭人、管制人的需求压倒了创新需求和创新活力。于是我们千城一面、千村一面、千文一面、千官一面、千会一面……陷入重复与模仿而不能自拔,上什么都是“一窝蜂”,讲什么都是“一堂哄”。一面把社会人文思想打入牢笼,一面要自然科学事业牛B哄哄,这是精神病人的治国思想。美国学生的创造能力强,问美国教师怎样培养创造性,他们以为问得怪,因为他们认为人的创造性是天性,“天赋人权”,没自己的功劳,而中国教师则认为创造性可以后天赐予,当方法问题。这,并不是文化和民族心理隔膜造成的。我们讲赶超,主要靠创造力,首先要靠体制的创新,有了公正、公平的社会环境才谈的上跨越。否则,纵有世界上最大的“天才基因库”也不行,还得跟在人家后面爬。

  九、关于B市跨越式发展的主张。(略)

          2001年8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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