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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少儿与人民不宜

公权批评家 凯迪网络首席评论员

 
 
 

日志

 
 
关于我
黎明  

专栏作家

黎明,公权批评家。杂文家、评论家、专栏作家。 在河南的山东人。 年龄:活超了。 位置:思想与舆论前沿。 爱好:突破上篮,放声高歌,想“公家的事”。 个性:清澈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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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洪波:“事评”潮流中的杂文  

2006-05-07 22:07:58|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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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洪波:“事评”潮流中的杂文 

           《2003年中国杂文精选》序
                刘洪波

  这是我第二次编选杂文的年选本,从编辑思想来说,与上次并没有什么不同,仍然较多地考虑了作品在思想上所具有启发性。

  现在做杂文年选本的不止一家。对读者,能够在不同选本间进行选择是一件好事情。对编选者,选本多应当存在一个竞争性,但我反倒有一份内在的轻松。

  每一个做编选工作的人,都会面临“选尽佳作”的压力,而事实上“选尽佳作”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且哪些作品算佳,也是一个见仁见智的事情。选本多了,遗珠之恨自然就会减少,这样,我也不必因为“选不尽佳作”而伤太多脑筋。

  这好像是一个偷懒的想法,别人的工作哪能作为你轻松的理由?但我认为,杂文选本多了,当我按照自己的标准来做的时候,就能够心安理得一点。我不必患得患失,既怕丧失选本的特性,又怕遗漏了别人眼里的名篇。

  杂文是表达思考的文体,而不是仅仅表达一下态度的短章,这是我对杂文的一个看法。近两年里,随着报章上刊载越来越多的“时评”,我的这种想法更加顽固。

  时评的兴起,正在改变社会的舆论生态,人们更多地参与到公共事务的讨论中来,民间的声音迅速壮大。但至少在现阶段来看,一种矫枉过正的倾向也已经出现。大量“时评”已不是社会与时政评论,而是“据报载”的粗放写作。“据报载”写作的大量出现,既显示了媒体在制造公共话题上的力量,也使相当多的时评人被引导成单调的“读后感”写作者,他们几乎不须注意身边的事务,真实的生活不再成为他们写作的来源,原发性的生活思考和社会观察现在已经相当稀少。时评人是最爱读报的和上网看新闻的人,那是他们感慨的源泉,一件事情如果没有被报道,那也就相当于不存在。

  议论的对象都是来自于“报载”,最初这也许一种写作与发表的技巧,一种应对干预和莫名其妙的麻烦的策略,然而现在它成了时评写作的法律。一些报章声明,所有时评必须根据报道来写。报章已经把时评圈养在“据报载”的园地之内了,这不仅提高了审读中的安全系数,还使文章获得了“时效性”。你可以忽视生活,但不可忽视“报载”,“时评法”规定了,生活身历没有时效,也没有评论的由头,“报载”才能使评论获得时效和由头。于是大量报纸执行着“据以评论的报道必须在三天之内”的规定,时评写作进入了“时效竞争”的阶段,思考已经不重要了,正像痢疾症患者,吃了就拉,不需要胃肠,有直肠运动就行了,是否能在看到“报载”的第一时间作出反应,成了最为重要的事情。

  发表的门槛已经调低,这本来很好,但怪的是表达的上限也同时设定,根据“时评法”,所有人只能直接说话,不能直接说的,也不能以间接的方式说,不得意在言外、不得曲径通幽,这一条执行起来很严。于是我们又看到,最快速度的直话直说到处奔流,在不同的事由中,同样的意思在反复地进行平面复制,新的祥林嫂运道好极了,“不过脑子”的速度竞赛制造了写手的春天。

  一家新兴报纸对这种时评给出了更恰当的命名,它在征稿中明确提出了“事评”的概念,所有不就事评事的文章,一概排斥之。时评变成了直线思维的竞技场,“理性”、“建设性”作为一个安全标签,盖在所有的时评上,就像检疫章盖在每挂猪肉上。“理性”、“建设性”还变成“态度决定一切”,被理解为拒绝批判的写作。精神上的寻章摘句,思想上的引经据典,理学家式的摇头晃脑,方程式般的导入导出,板板正经,不苟言笑,成了写作的原则。“解决方案”则成为写作的基本构成,而“及时写作”所能提供的解决方案,无非万流归一的“加强监督”、“依法办事”之类的空话,“光明尾巴”拖在每一篇评论的后面。

  “策略方式”变成了由衷的认同,无法去除的恐惧变成了内在的服从,精神投诚冒充精神独立大摇大摆,污辱与折磨被转化成一种享受,恐惧中吹起的夜路口哨被夸耀为胆略,自我设限被称为“负责任的思考”,运笔无神而有绳变成写作的美德,“专家分析”被认为是公共生活的权威意见。“公民写作”不再被理解为一种内在的精神,而变成一种语调或说话方式的规定,臣民式的时评写作被忽略了,现在公民写作就等于时评写作,时评写作就等于公民写作。直话直说的呼吁开始变调,它无视言说中存在的限制,乃至自觉接受限制,进而排斥克服言说限度的努力。

  在这样的风气下,有人进行了杂文已死的宣告。在编选本年度的杂文选时,我确实感受杂文的年成十分不好。报刊自觉削减了杂文发表的数量,不承认自己的内怯,而说这是读者的要求,哪怕专业杂文报刊,也越来越乐于选荐一目了然的赤胆忠心,将源源不断的“事评”推向读者。

  然而,即便如此,“杂文己死”仍然只是宣告者的一厢情愿。现代以来,“不是杂文时代”的宣布,也不是一次了。杂文本来就不是人见人爱的宁馨儿,上世纪现代杂文刚刚兴起的时候,就已经为正人君子们讨厌着,如果杂文听命于宣告,那么它出生的时候就已经死掉了,即使那时没有死成,以后也还可以死掉好多次,宣告者还轮不到今天这拔人。杂文的年成确实不好,但我仍然看到了千姿百态的杂文,看到了坚强的表达,冲突屏障的思考,硬峥峥的魂灵,不屈的奔突,不肯就范的身形,变为非人的警醒,刺破精神限域的文字。

  杂文不指哪一种特定的文体或文章风格,它是短小的思想表达,立基于人类基本价值,它不拘泥于任何表达方式,可文可诗,可弹可赞,可歌可号,可美可刺,但无论如何,它只能发抒真实,并永不改变怀疑的品质。杂文表达方式的灵活性,使它能够找到相宜的方式进入任何话题的写作。没有人不喜欢直言快畅,但某一思想不能获得明确表达的公共空间时,杂文会寻找曲折然而坚定的表达方式,而不会放弃表达的努力。要求只能以明白的方式在公共场域中表达思想,以之为坦诚,往往意味着对一些论题的主动放弃,意味着必须在许多常见但荒诞的概念、术语和似是而非的逻辑中打滚,即使如此,一个执意以明白方式进行大众写作的作者仍将面对太多不可言说的论题,这与作者的表达能力、表达愿望无关。只批准明白写作,无异于表达的自断手足。杂文与其说是一种文章作法,不如说是一种文化现实。

  在网络论坛上,在手机短信上,在日常的交流中,多少精彩的杂文在流传,多少新鲜的思索在生长。囿于这部年选本对文章发表方式的限制,我只能从平面媒体发表过的杂文中选编,而且仅仅限于我能够接触到的部分。这些文章无论以怎样的方式写成,以怎样的形式发表,都运载着写作者自由的思考。无论这种思考以怎样的语调表达,都展现着真实的痛感、超越界线的思维走向和内在的理性,体现出对社会的发展负责任的态度和真正的建设性。

  我仍然要向读者推荐一些尚未为杂文读者所充分认识,而在写作中一以贯之地体现了思想和表达的勇气、具有鲜明个性的作者。这里我要提出的是黎明、苏中杰、李方和张心阳。在本选本中,我不能收录他们过去一年中的更多作品。他们关注的问题并不相同,表达思考的技术方式也差异很大,但共同之处是对于自己所关注的问题,都能够以个性的方式探究其基质,接近其真实,在任何地方,挂在他们名下的作品都足以给人阅读的信心,你未必能同意他们的想法,但不会忽视他们提问的意义。

                  2003.12.12

 

马少华:比批评和建设更优先的是判断
 
 

 NEWS.SOHU.COM  2003年12月10日17:21  星空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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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正在进行时评大评奖的搜狐网上,网友们对时评的评价标准——乃至时评的“灵魂与生命”进行了一番热烈的争论。

  先是鄢烈山先生贴出《时评:建设性是嘛玩意》长篇文章,对几家“主流媒体”联合举办今年新闻评论最佳作品的评选启事中的所提倡的“理性和建设性”、“主流、建设性、影响力”,都进行了批判。接着孙振军先生贴出题为《批评是时评的灵魂与生命》的旧文以示支持,他这篇文章所批评的对象,恰是中青报青年话题版编辑冯雪梅的文章《时评的理性与建设性——兼论“青年话题”的编辑思想》。

  这些论争是有意义的。在我看来,都在比较高的层面上进行。但是,比较高的层面,并不意味着优先地位,因为,无是批评还是“建设”,单就时评本身来说,一个最基本的功能是必须具备的,那就是判断:事物(这里是新闻事件)究竟是什么、怎么回事?它怎么来的?受什么影响?与什么发生关系?将向什么方向发展?这些,都需要对事物本身严肃的研究态度和认识态度,而不仅是批判的热情、愤慨或者“建设性”的功利心。说不出这些,就既谈不上什么有价值的批评,更谈不到理性、建设性和影响力。

  实际上,就时评的读者而言,往往首先需要的,不是你批评什么现象,或者建议如何解决问题,而是你如何判断这个大家感到困惑的现象和问题。时评的批判和“建设”,作为人的认识过程,都有着一步一步递进的规律。判断就是在前边的重要一步。没有清晰的判断,没有被清晰地表达的判断,批评和建设都没有基础。一些时评版的编辑所不赞成的“一上来就批评”,我想就是因为作者没有“一上来就判断”,因此批评就可能无根。这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认识规律问题,在这里,是时评写作的规范问题。

  在我看来,作为一个认识的过程,判断是难事,因为认识是难事。相较而言,我们一般说的表达,就是比较容易的事。我提出“时评是公民普遍表达的工具”,是在时评应该起到的一个最基本的功能的意义上谈论的。但表达什么内容,确实是有层次高低的:喜怒哀乐都是表达,它们更接近于感性自然的层面;而表达对事物的判断,则接近理性的层面。事物越复杂,越难于判断,所需要的理性层次越高。判断的时候,没有愤怒,没有热情,只有一颗认识的心。但是,判断的结果,当你通过艰苦的认识过程,通过扎实的分析和论证最终一语说破事物的本质的时候——如果这个事物是丑恶的话——那么,这一语就“严于斧钺”,就胜过无数愤怒的千言万言。对于事物来说,判断既成,批评自见。

  我国最期最著名的新闻评论家邵飘萍1911年在时评中写道:“清帝退位而后祸中国者,必袁世凯其人矣。”“帝王思想误尽袁世凯一生”。可谓一语成谶。于时,辛亥革命刚刚爆发,南北军队正在和谈,离1916年袁世凯称帝还有5年呢!这不是批评,而是判断。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后,“一部分舆论颇有以将演西班牙内战惨剧为忧的”。恽逸群几天内连续发表评论《中国决不会作西班牙》等篇:“我们从各方面的情形来观察,可以负责任对国人说:中国决不会变成西班牙第二。”,这也需要一番审时度势的功夫。

  2003年拉克战争期间,中国国内许多观察家对战争形势和各方力量的消长进行各种预测,我们搜狐的评论人黎明通过细密的观察和推理写出一篇《人民不会死战》——被网友推为最精采准确的一篇战评。

  2003年某保险公司推出“酒后驾车险”,引起了轩然大波,大多数人都在这个险种的利弊及其合法性上争议。杨支柱撰文《“酒后驾车险”是一个骗局》,这样一个惊人的判断是基于他对保险制度的了解和细密分析。

  美国研究媒体与民主问题的威斯敏斯特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基恩在《变动中的民主》第十三章《费城模式》写道: “判断,作为在充满复杂性的公共情境中选择行动路线的一种可以公开学习的能力,是最卓越的民主艺术。它依据的既不是演绎和归纳法则,也不是诱人上当的假想。它避免想象力的驰骋,也摆脱实用理性的约束。”台湾《联合报》的主笔王民写的《新闻评论写作》认为“最重要的一课――判断”。他说:“在大多数情况之下,新闻评论所讨论的问题,不外是真或伪的问题,是或非的问题,善或恶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实际上就是一个判断问题。”

  就表达而言,人人都会表达,只是表达的内容、效率不同;就批评而言,人人都会批评,只要对象看得一清二楚。但不是人人都有能力判断,因为现象往往是复杂的,它在最初呈现的时候性质未明、原因未明、关系未明、发展方向未明。如果只讲表达、只讲批评,那么这意味着时评必然放弃许多读者关心的现象和问题。刘洪波先生曾作文《分析的失语》,其中说到,由于长期以来简单的思维模式,使中国评论界对于美国西海岸港口工人罢工几乎说不出什么话来。因此这条新闻就几乎没有人评论。在我看来,这与其说是“分析的失语”,不如说是“判断的失语”。这种现象和话题,所在多见。对于普遍表达的目标而言,我们中国人的确还缺乏表达的能力和渠道。但对于活跃的时评家而言,不是表达能力不足,而是判断能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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