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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少儿与人民不宜

公权批评家 凯迪网络首席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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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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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公权批评家。杂文家、评论家、专栏作家。 在河南的山东人。 年龄:活超了。 位置:思想与舆论前沿。 爱好:突破上篮,放声高歌,想“公家的事”。 个性:清澈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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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玉娇刺杀官员案判决中的法理漏洞  

2009-06-18 13:00:2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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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  明

 

我拿脑袋担保邓玉娇无罪且正常!


    6月16日上午11时,备受瞩目的“邓玉娇刺死官员案”在湖北巴东县法院一审结束。合议庭当庭宣判:邓玉娇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但属于防卫过当,且邓玉娇属于限制刑事责任能力,又有自首情节,所以对其免除处罚。(新华网)

    “挺玉娇派”瞬间“分崩离析”。一部分网友“庆贺胜利”,一部分网友表示“可以接受”,还有一部分网友抗议这一判决。我对这个判决的意见是:这不是一个公正的判决。

    巴东邓玉娇案事发后,有几位朋友“质问”我为什么不质疑巴东警方,并问我对此案判决的结果有什么预测。我回答说,我认为巴东警方对这件事很慎重,不关押邓玉娇而是将其看守在精神病院,这有违常规的举措,其实说明他们在掂量此案时,已经在无罪和有罪之间徘徊,或者,因内部意见难以达成一致而预留了后路。至少,这种破例的处理,实际上为对邓玉娇的“减罪”制造了一个理由。所以,尽管巴东警方说了些没水平的话,我认为他们并非太过离谱。至于此案的定性,只要不判无罪的“正当防卫”就不是公正的判决;而实际上是折中的可能性最大:处罚不重甚至可能免刑。

    有罪和无罪,咫尺天涯,判若云泥;此处的“分界线”界定基本的大是大非、大义大恶问题,有罪的人和无罪的人于此“蒙混过关”,都是不能容忍的罪弊。

     只要邓玉娇故意伤害邓贵大,邓玉娇的“防卫过当”就无从谈起;只要是邓玉娇“防卫过当”,此前她只能是“故意防卫”,而决不可能是“故意伤害”。当我们认真审视判决书言辞,就会发现判决中的常识与逻辑错误。

    在邓贵大等人对邓玉娇“故意伤害”或“故意侵犯”的情况下,邓玉娇才可能“正当防卫”或“防卫过当”。反过来,若邓玉娇“故意伤害”邓贵大,那么采取“正当防卫”措施和可能“防卫过当”的,就只能是邓贵大一方了。

    有专家解释说:“根据我国刑法理论,造成被害人死亡是构成故意杀人罪还是构成故意伤害罪,关键在于行为人主观上故意的内容。行为人如果主观上是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故意,构成故意杀人罪;如果主观上是非法伤害他人身体健康的故意,对死亡结果的发生是出于过失,则构成故意伤害罪。邓玉娇的行为符合故意伤害罪的构成要件”。 那么,凭什么认定邓玉娇“主观上是非法伤害他人身体健康的故意”呢?邓玉娇和那几个寻欢的官员无冤无仇,她怎么会凭空产生了一定要“非法伤害他人身体健康”的主观呢?

    专家的理论和邓案判决案例其实是在说明这个“道理”:如果你主观上故意非法伤害他人,那么你就必然或者可能“防卫过当”。

    对邓玉娇的行为定性选择仅框定在“故意杀人”和“故意伤害”两罪名之间,判成她故意伤害,且故意伤害罪和防卫及“防卫过当”属同时完成的同一个行为——这种认定说明了刑法理论的混乱和判决逻辑的颠倒。专家和法官即使能够熟练地糅合、组合、运用法律条文,却掩不住、说不清这个判决引发的“神奇现象”。

    假如邓玉娇因偶尔的不可知因素大发神威,嘁哩喀喳把邓贵大等三人全杀掉,她也不是故意杀人和防卫过当。三个壮男人要求“特殊服务”并死缠烂打,一个弱女子面对此危情,最好的防卫其实是瞬间让这伙人的行动力全部丧失,留下一个就足以威胁到她的生命。这里提请警察、检察官和法官注意此案的一个“基本问题”:邓贵大等三人当时把邓玉娇当什么?如果觉得回答此问有困难,那就由我提供一个贴切的词汇:“猎物”——他们把邓玉娇当猎物以求一逞。而“猎食者”被“猎物”所伤,“猎物”何罪之有?

    我在近日一篇阐述抑郁症问题的文章中,引用过《第十届司法精神病学术年会论文集》的数据。我指出,对照2002-2006年发生的六千多例抑郁症杀人案例,邓玉娇杀人与女性抑郁症杀人的特征不符。没想到,邓玉娇的“抑郁症”未能成立之后,又换成了“心智障碍”。似乎认定邓玉娇是个“正常人”是件很困难的事,似乎有人对此极不情愿。

    认定“邓玉娇属于限制刑事责任能力”,其根据据说是邓玉娇属于“心智障碍”之列。这似乎好心的“减罪理由”,有“别有用心”之嫌。我是较早参与法医临床学心智司法鉴定工作的人,知道这结论必须经过智力测验才能得出。我可以“拿脑袋担保”:仅凭邓玉娇平时的工作、生活情况和在此案中的表现即可断定,邓玉娇和“心智障碍”八竿子打不着!拿出如此结论的专家,如果不是假专家,那就比假专家更糟糕。不信,就请第三方专家再进行一次鉴定。

    邓玉娇具有完全责任能力,也没有什么“精神病”和“心智障碍”。对发展空间比较大的人来说,刑事记录会影响到前途,我们承认邓玉娇是处于社会底层、发展空间比较狭窄的人,但我们却不能因此而特别对她降低“人权标准”,不能因此认为她“获得自由就是大幸”。所以,这里需要指出:连同那个好心的“心智障碍”判决,对邓玉娇也是一个严重的不法伤害。

    还公众一个无罪的、正常的邓玉娇,才是法治和正义的胜利。

                                   2009年6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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