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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少儿与人民不宜

公权批评家 凯迪网络首席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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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  

专栏作家

黎明,公权批评家。杂文家、评论家、专栏作家。 在河南的山东人。 年龄:活超了。 位置:思想与舆论前沿。 爱好:突破上篮,放声高歌,想“公家的事”。 个性:清澈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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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民沟通:一个时代课题  

2009-07-13 19:37:2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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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 明


    伍皓先生“敢为官员先”,登上以网战激烈而闻名的人气论坛,以实名网友的身份在“凯迪社区”和各路网友PK交流,数日间应者如潮。七八个回合下来,伍皓感慨如是:官民沟通的新路还是很艰难!

    “官民沟通”顿成时政论坛的网议焦点。并非开玩笑地说,这才是个货真价实的“敏感词”——于“社会敏感点”而生,因敏感于“时代要求”而发,因而能拨动部分官员、诸多民众那不够敏感的心弦。
 
    中医有个朴素的说法叫“通则不痛,痛则不通”。用这一说来解释社会关系、官民关系,倒是比用来做病理解释更加贴切。感叹“官民沟通艰难”,其实是在“喊痛”,喊的是社会之痛、时代之痛。访民在感叹,网民在感叹,伍皓等“一小撮”官员也在感叹,有痛感的不仅是草民。忧患意识较强的官员也“遥感”到了痛痒,他们或者以“相关责任人”和“社会医生”自认,或者觉察到有一种名叫“不通”的“时代病”,会影响他们整个群体的命运。
 
    主流公仆队伍照旧持续大喊“幸福”,并运用各种统计与宣传技术来“平均收入”、“平均快感”,试图将他们的良好感受普及到社会各阶层。不错,我们的官员是比发达国家的官员更安逸、更风光、更自由,连普通民众也知道,中国内地官员群的幸福程度稳居世界同行业领先水平。但是,公仆的风光无论如何都平均不到民间,相反,民间主流之声却震天动地回应说:民众之剧痛与耻辱正源自于大批公仆的幸福过度!
 
 有些官员正视、倾听了,反复掂量之后,也认为只有限制公权与公仆方能减轻民间伤痛,方能让全社会“可持续负担”、“可持续忍耐”。体制内也存在不单从“实惠立场”出发的理想主义者,公理正义或“修齐治平”等观念在他们内心或许还占据着一定位置。“理性现实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这两类体制内人士,怀抱客观上利民的“深化改革”或“适度改良”的愿望,无论从“治国政绩”还是“个人功业”的角度考量,进行“官民沟通”都是他们的当务之急。
 
    如果以个人利益为唯一评价标准,他们完全可以不去尝试“官民沟通”,和其他“官混子”一样坐享体制红利,在醉死梦生中坐视“社会发展”即可。这样他们什么风险也不会有,也并不因此比其他体制受益者多了什么罪责。不沟通怎么了?不沟通就靠强力硬撑着谁也没办法,至少“相当长的时期内”是这样。
 
    可有的“既得利益者”不这样想。他们的视野比“混体制分子”宽广深远,知道强撑的办法毕竟不是个长久办法,知道每个微弱声音的背后都有一股微弱的力量,而这种力量即便是零星散乱的,只要覆盖广度临近宏观界面便足以消解“上层建筑”赖以矗立的基础。对这些体制内有识之士,公众也不指望他们担保国民的幸福光明前途,但是,与他们的沟通可以带来降低破坏与伤害程度的效果,这一点却可期、可信。所以说,较之官场混混和爱体制的庸人,希望通过积极沟通以达成部分谅解、妥协的官员,在我们这个人欲横流、得过且过的生态圈中,还算是种比较可贵、靠谱的生物。因此,对他们发出的“官民沟通”信号,广大的“民间人士”有理解、响应的必要。
 
    在探索“官民沟通新路”之前,走过一条失败的“老路”。其外表特征,即伍皓指出的“沉默”。其实这沉默也很紧张,说具体一些,就是每日每时都要对网议民声进行“封堵”。如今,“网络暴民”不值一提了,真有威胁的“现实暴民”却不时亮相,而这些危险分子中不乏“因堵而险”之人。许多人对“官民沟通”的希望破灭,于是换了一种“非理性”的表达宣泄方式。在这样的现实面前,“老路”的凶险性质得以充分暴露。
 
    “官民沟通”的提出,基于社会断裂、官民对立的社会现状;规定“官民沟通艰难”的也是这个原因。许多“体制体验者”,至今已经没有了沟通愿望,因为他们早已看出“体制效力”已透支过度,其管理运转体系已经走到了尽头。“官民沟通”如果有效,那可是一桩了不起的伟大业绩,因为这本身就是在弥补社会断裂、消解官民对立的大业上大见成效了。
 
    而真正的“官民沟通”,绝非言语式、网络式的沟通方式所能胜任。“治本”的沟通意味着现实中的利益舍得、角色变更、民权到位,而这都是初步建立起权力制衡机制之后方能发生的事情。就眼下而言,承认在任何机制下都需要人群间沟通的现实性,同时怀抱理想,为有利于建立治本的“社会协商”机制而进行适时的“官民沟通”,当为民众之理性选择。
 
    现在的民众,根本不认可官员的“教育”和“引导”资格,他们学会了坚拒“被沟通”和“被宣传”。“讲真话”即他们对官员的最低要求,也是一条“忍耐沟通”的底线。如果体制框架真能让真话无法出笼,那么“官民沟通”则可一切免谈。这里需指出:本不存在“官民沟通”有无的问题,只有沟通的风度、气氛、方式问题;而免谈、不合作等拒绝对话沟通的举动,不过是戾气增多的另类沟通方式罢了。
 
    来自官方的沟通尝试很可能失败,不过,对这种失败也可视为“改革必要性的证明”。这不是任何一位官员的个人失败,而是一个强力群体、强势时代的失败。正如某地官员死伤而全国各地网民“发来贺电”现象所揭示的道理:即便采用祝贺伤亡这种“缺德方式”也是“官民沟通”;没人以为那是几位伤亡官员的个人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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