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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少儿与人民不宜

公权批评家 凯迪网络首席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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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  

专栏作家

黎明,公权批评家。杂文家、评论家、专栏作家。 在河南的山东人。 年龄:活超了。 位置:思想与舆论前沿。 爱好:突破上篮,放声高歌,想“公家的事”。 个性:清澈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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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专栏:对学历与职称作伪的个人反思  

2010-07-17 15:13:20|  分类: 公权批评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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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伪学历,尤其对公务系统的学历作假,官方在理论上其实知道其直接危害与恶劣影响。然而面对现实,任谁都难拿出横心下战表的魄力。一则,若真的整肃起来难免过多地伤到自家人,这就唯恐动摇基业之本;二来,执行相关整肃命令的某些人本身就是“革命对象”,执行力到了这部分人的地盘也就不再值得信赖。总之,假已得势,“假已成真”,体制内意见只好达成妥协,只能“坐以待假”,从而不得不让它继续烂下去,“留给历史解决”。

    历史会解决这个问题,这没悬念。而如今更值得反思的是:历史如何造成了今天这无可奈何的现实。

    学历和干部选拔、职称评定、福利待遇连在一起,不可割裂开来孤立看待。上世纪50至70年代,中国社会存在一种文明史上罕见的“歧视学历”现象。各行各业高度警惕“知识分子”(具有中专及以上学历的人),将学历视作可能拒绝“改造”的危险标志,权威说法有“知识分子贱骨头”,“三天不挨整就翘尾巴”等等。虽然中专、大专、本科生毕业后的身份一律是“国家干部”,大学毕业的“经济效益”抵得上一般人十年甚至二十年的工龄,但因政治风险太大,那时候有学历的“臭老九”并没有以学历自傲的本钱。同时,由于文盲的政治可靠度高于文化人,许多人还以“老粗”为荣,把“我是大老粗”当革命宣言挂在嘴边。

    “四人帮”之后,开始欢呼“科学的春天”。改革开放令工作重心转移,而以工农游民为主体的干部队伍,虽能在搞阶级、路线斗争时既听招呼又富有心狠手辣之创意,但显然已经不适于新的领导要求。此时,“苏修”的洋气再度显出阵营内的先进性,其“专家治国”的路数得到中国高层的青睐。于是组织下达学历和年龄结构指标,重组各地各业领导班子。似乎在一夜之间,许多有学历的小职员一步登天,从此学历猛然恢复正常地位并打破其“历史价值记录”。

    随后广泛开展职称评定,申报某级职称的基本条件和学历挂钩,职称分级待遇也参照官本级别,和规定条件沾点边的人,都投入到了积极争取的行列里。许多人被“学术水平”这个坎挡住——这是个包含发表文章篇数、刊载文章报刊级别等项要求的硬指标,而在这方面如果表现突出的话,却可以逾越学历、工龄限制而破格晋升。

    我服务高、中级职称申报的活动由此开始。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和中期,一般人和领导干部,对学历和职称候选资格基本上还不是公然造假,主要的技术手法是“写足”和“拔高”。我所做的,就是对本系统申报人做过的事和写过的文字重新审视,加工形成其学识水平最高点和业绩中理论修养的亮点,让评定机构认识到其人业绩中的学术价值。其时,对一些素无研究训练和理论思考的老同志而言,这就是一种很大的帮助了。

    对个人职称申报材料不保密,需要避免同事嗤笑或怀疑,这都是在申报中不生造业绩和文章的原因;但决定了造假不多、浮夸有限的内在因素是两个:第一,“学风”尚存,单位内有一股可以对团队产生作用甚至可在一定范围内和领导分庭抗礼的“学术势力”,一般群众也对这些所谓“有学问”的人比较尊重;第二,权力系统在内部的残酷斗争中落下的千疮百孔尚待修复,官权威力在新时期之初还没有充分发威,因而在官本体系之外尚有群众舆论和意见领袖的发挥空间,上级权力还不得不正视这种声音。

    至今,本单位还流传着我一段并不光彩的“佳话”。一位就要退休的专业干部最后一次申报高级职称,但因没有一篇“成为铅字”的论文而得不到评委认可,经单位领导授意,他找到我要求帮忙。这是不好推辞的事,我用两天时间学习他的专业,又用一天时间写出论文,署上申报人的名字,当月发表在足够权威的刊物上,解决了他的那个大难题。这类事还不算很负面,但除此之外,我更多的心血,是消耗在了服务领导的职称晋升和文化形象塑造方面。

    遗憾的是,在学风尚浓之时,没有知识产权这个社会保障机制的配套,导致了“学风”在官气面前一丝不存的最终结局。学院和文化出版等单位,是略有知识产权意识的地方,这里有些人还知道抄袭、挪用他人研究成果是可耻的,而在其他机关和国有机构,个人学术能力属于集体,“第一使用权”自然而然地属于领导干部,此乃天经地义般的道理。领导借用你的文章,那是重用你,叫做重视人才,若有人坚持个人知识产权的主张,会被当作精神病患者看待的。在职称评定活动其间,诸多机构的“学风”,就随着官权走强不可避免地自动收敛,以致后来荡然无存。

    进入上世纪90年代,官权可任意跋扈,假装上学,假装毕业成为常态。同时本系统内高级职称指标几乎全部不和非领导人士发生关系。更可叹的是,再无一人站出来评价高低、打抱不平,指出谁谁具备晋升高级职称的学术水平——学识评价能力依然存在,谁高谁低的共识也在,但除却领导人谁说话都不管用了,谁说谁就等于引火烧身。

    有件事记忆犹新:一位官员毫无羞涩地问我能否帮写“博士论文”,被拒绝后又毫无愧色地说“那我让某某某某几个大学生写”。跟这位官员相似的假博士其实不少,他们的学术成就,都是属下为其提供的,当然,也是胡乱抄袭拼凑的,而赖此基础所获的职称、职位,亦属伪职无疑。

    不断强化的官本位压倒了一切,“知识分子”、学力、学识、学术乃至实绩皆成狗屁。斯文扫地,单位内没有了可影响权力的“文”的成分、“雅”的意味,官员智力和道德水平遂快速下降,无敌、无障地沦落到谷底。今天,我的学会秘书长职务还没解除,不过,我还在职的原因说来好笑——领导们早就不知道本系统曾有学会和学术活动这回事了。

    假如当年发生过全民同讨之的“舆论反弹”,假如当年的公共政策可保障知识成果谁的就是谁的,假如当年高层权力遏制了政界、学界、商界这三界官员一拍即合的“学历利益联盟”,假如当年体制内领导对本单位民权、民意有所忌惮……何来如今骑虎难下、千夫所指的难堪?何来全民鼓捣“教育花架子”的亡天下之凶兆?

    宏观观察下,社会诚信、公权诚信,伴民权、人权的消长而消长。如今何去何从,怎样度过“官员学历门”,如何化解诚信危机,答案就在不久前才形成的历史档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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