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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少儿与人民不宜

公权批评家 凯迪网络首席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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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  

专栏作家

黎明,公权批评家。杂文家、评论家、专栏作家。 在河南的山东人。 年龄:活超了。 位置:思想与舆论前沿。 爱好:突破上篮,放声高歌,想“公家的事”。 个性:清澈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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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看“记者成为高危行业”?  

2010-08-12 03:47:00|  分类: 成人激情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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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专栏


记者劫——遭劫的不仅是记者

怎样看“记者成为高危行业”? - 黎明 - 黎明500)this.width=500;">

    从媒体人周筱赟的文章里,我第一次看到 “记者劫”这个词。印象中,这词儿可能是新发明的,挺灵动,且高度概括,连定义、释义都不需要即可进入大众话语。我预测,这个词具有强劲的生命力,今后会经常派上用场。


    现实生活促发新词汇诞生。今年七月,对记者来说好像是个多灾多难的月份。《经济观察报》记者仇子明因报道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内幕,遭凯恩股份所在地遂昌县公安局的通缉;《每日经济新闻》华东新闻中心受到自称“霸王国际集团”的四名员工的冲击,多名记者被推打;《华夏时报》记者陈小瑛在采访途中被不明身份人员袭击;报道过紫金矿业“封口费”事件的《第一财经日报》驻福建站记者邵芳卿和《中国青年报》记者陈强,两人家属在福建省福州市开车时意外遭到撞击;还有,江苏电视台直播南京大爆炸遭官员质问与阻止….. 这些新闻让许多记者回忆起以往遭抓捕、遭重殴 遭威胁、遭呵斥、遭封口的经历,于是有媒体与记者惊呼:新闻从业人员已经成为高危行业人员。


    此惊叹言重了,有点矫情。整体而言,新闻业、媒体人离“高危行业”和“高危人群”,还有很远的距离。不比工种、岗位的危险程度,要说在因言获罪、因言招祸这方面,无名百姓、普通网民面对的危险,其实比传媒机构和新闻记者的危险大得多。


    仇子明迅速脱困,并且警方对其道歉,而杭州紫晶置业财务总监翁安余,只因转载媒体正式发布的仇子明的报道,就和仇子明一同被通缉。迄今此人案子未见下文,也没被媒体和网民关注,更不用说因一举而全国知名——这正是平民之表达风险远大于记者的有力例证。

  

    再比如我本人(作为评论人、专栏作者,工作特点或身份和记者有相似特点),就比日常的“沉默的多数”更能担风险。因为,我若因言落难,可能获得许多媒体机构尤其是学界、评论界朋友的声援,会产生不大不小的动静,而诸多网友、平民则不一定有我这种幸运。也就是说,他们遭“默杀”的可能性更大,付出的代价更大。


    在目前的传媒行业中,危险仅属于优秀的媒体人,属于高尚的新闻从业者——直面危险,承受高压,简直就是优秀记者与合格评论人的鲜明标志。


    在利益、良知两者之间,选择良知;在担当社会责任和规避个人风险两者之间,选择担当社会责任——于是险情乃至灾情难免。不难理解,跑跑会场、捧捧臭脚、画画虎皮、扯扯闲话、喝喝小酒、拿拿红包、拉拉广告......这种“主流”的新闻单位和媒体人,安逸且风光,没什么危险,更谈不上高危。


    记者险情迭出,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个好现象。在目前舆论监督环境不良的条件下,这说明越来越多的记者开始向“有用”的方向转变,并且他们的一些工作做到了点子上,打到了某些有损公益的人的痛处,对公害势力起到了冲击作用。


    人气论坛“凯迪网络”上,就“舆论监督为什么成了高风险行业”问题展开了讨论,凯迪的老总牧沐说道:“记者承担的责任很大,往往超出这个职业本身。舆论监督在我们这个现实中,远比正常现代社会重要,因为她几乎是唯一社会监督力量,这就决定了她的极高风险性,不辱使命的新闻工作者都要有这个思想准备”。这话,印证着我的说法。


    优秀传媒机构,杰出媒体人,是理想主义者才可以做的。这种有担当、有风骨的人,不会以“获得”生存权为满足。优秀与杰出的前提条件其实很低级:优秀的人,不是因活着、吃饱就哼哼唧唧自得其乐的猪。


    他们是我们社会的、尤其是弱势群体的英雄。“没有这些人,这世道要增加几分险恶”(牧沐语)。民间人士和媒体同行们,对他们应该关注、声援并提供实际支持,“有祸同当”;这里最低的要求是:不能因遭遇利诱或胁迫而出卖他们。


    新闻业者和其他业者同哀——我们社会最大的悲剧,莫过于“选择良知则意味着自身难保”。


    英雄靠不住,大众靠不住,法律文本也靠不住。优秀媒体人的危险,和平民面对的危险是同一种,也都出自同一个危险策源地。长远看,媒体机构、媒体人的风骨、品格、先进理念以及各种资源与能量,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可以确保记者知情权、采访权、发表权、批评权、评论权的东西,并不是什么行业规则或任何技术、权力手段——说到底,能够保障公众与媒体人共同安全的,只能是落实公民权的社会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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