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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少儿与人民不宜

公权批评家 凯迪网络首席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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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  

专栏作家

黎明,公权批评家。杂文家、评论家、专栏作家。 在河南的山东人。 年龄:活超了。 位置:思想与舆论前沿。 爱好:突破上篮,放声高歌,想“公家的事”。 个性:清澈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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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皆贼——看那一贱的风情  

2011-12-02 12:18:18|  分类: 少儿与人民不宜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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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明:我是一个贼,来自老百姓

 

媒体广告无效,那多半是因为发布方给人的诱惑不足,你看这个广告的投放效果就超出预期。近日,郑州惠济区菜农韩红刚种植的60多亩萝卜滞销,他决定免费赠送给市民食用。媒体刊登消息后,引来三万人拔萝卜。结果,韩岗的萝卜被拔光了,种的红薯也被偷挖走2万斤。地边上种的两亩菠菜,也被拔得剩下三分之一,损失惨重。

 

拔萝卜和挖红薯的人,有给菜农钱的,但为数不多,不成其主流,所以总的说“毕竟还是坏人多”。人家白送萝卜,他们不致谢倒也罢了,但还要偷、毁人家别的财产,这也太没教养了。于是,没参加“拔萝卜”的广大观众见此消息,多感慨“人咋就这么贱呢!”“这地方人的素质好低哦!”

 

其实吧,也不光是郑州那地方存在一大群得空就顺手牵羊的居民,现时作为观众的你或许不会做那种事,但你那地方、你的周围,一有机会就“偷菜”的人不一定就少于郑州,他们就隐藏在你身边,说不上什么时候就蜂拥而出。平时见不到,只是由于机会还没到。

 

那么多人去沾这种小便宜,是因为人穷吗?不是,开着私家车,远路而来,人不会有多穷。对一些人来说,并不是计算着经济上合算才来,不想被便宜事落下,游玩中获得“沾了便宜”的心理满足,才是他们“小偷小摸”的主要乐趣。

 

那些人该是些社会底层吧?是“底层”不错,但他们并非处于社会、经济的底层,而是“文化底层”、“迂腐底层”的那种有病的底层。年纪虽然不大,可他们可谓“旧社会中的老人”。

 

中国的社会观念、公众舆论中,曾经将“偷盗”视为奇耻大辱,普通家族多规定,当过贼的子孙后代不得进入家谱序列。鲁迅在世那时代,孔乙己混到那个份上,还不把自身困境作为“可偷”的理由,并一再辩解读书人的事不算偷,只是“窃”而已。

 

许多人已经不知道“老旧社会”有过这句格言:坑、蒙、拐、骗不要抽(鸦片);吃、喝、嫖、赌不要偷!”这算是当时的一种价值排序吧,对“抽”和“偷”,特别提出了严厉警告。

 

对偷盗的严重鄙视和严厉家规,反映农耕文明下的制度对物权、产权和家族信用的重视,而“偷盗”尤其是“小偷小摸”不再被当作和全体祖宗联系起来的莫大耻辱,不过是半个世纪间出现的新变化——中国民众失去私有产权且生计极端艰难之际,随着“人民公社化”的实现,中国也就出现了“全民皆贼”的盛况。

 

没有社会人文学者敢去研究“中国当代盗窃史”,没人出科研项目经费,也没地方发布成果。好在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还有人记得,不用进行科研也能说准“客观历史”。

 

公社化时期,农民的偷盗,主要是偷庄稼。就算是身处“鱼米之乡”粮食也不够吃,往往是等不到生产队分粮的时候就断顿了,只好去偷集体劳动的成果,也就是还没熟透的庄稼或饲料作物。这就等于比别人提前多分了粮食,相互一计较,几乎各家都涌现出了小偷。被逼的,“君子固穷”的古训,抵不住饥饿煎熬。这种情况下,偷庄稼是不是“偷盗”,真值得仔细审视,模仿一下孔乙己名句,“中国农民的事,算偷么?”

 

偷庄稼的人抓不过来,抓了也不好处理,大家只好睁只眼闭只眼。这是潜规则,只能偷,明说明做公然嚷嚷可不成。摆到桌面上,还得判决偷庄稼为错。所以村民之间有了矛盾,向村干部告发某人就常有偷庄稼这一条。也有的村支书实事求是不吃这一套,当场编一条“毛主席语录”,就把那告状的村民立马震住了——毛主席说:十个社员九个贼,你不去偷你怨谁?!这事,是真的。

 

文革中乡下有一段时间兴“贫下中农管理学校”,贫宣队里贫雇农代表的大会讲话,比相声还有味道。举例:“当前国际形势一片大好,你们看地图,苏联已经把咱们中国包围了大半圈了;国内形势也是一片大好,村头地里的苜蓿开花了,也没人偷,有个老太太采了一篮子,一问还是回家喂小兔地……”

 

这里说的“国内形势大好”,论证充分,标志鲜明。苜蓿开花时节,青黄不接,此时没人偷牲口饲料下锅,说明家里还有粮吃。在那个时代,这就好得极其伟大了。

 

农村“小偷”遍地,城市、工厂也好不到哪里去。“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工人最没出息,基本是做什么偷什么,守着什么偷什么。油厂偷油,纱厂偷纱,烟厂偷烟,食品厂偷食品,偷木材,偷铜铁,偷零件……凡是多少能派上一点用场,能拿动的工具、货物,都往家里倒腾。往城市劳动人民家里扫上一眼,就可以确定家里人在什么厂子光荣劳动。故而,文革结束后出了一相声名段:“外国有个加拿大,中国有个‘大家拿’”,大家一听过耳不忘——这说的就是咱们啊哈哈哈……

 

随产权被剥夺而无产阶级,继而失却对“偷盗”的耻感。可不是吗,一无所有,若仍不“偷盗有理”,那就什么理由都不好使了。“全民皆贼”,这个词看似夸张了些,但比较中国曾经的“全民皆兵”,一点都不夸张。“兵”远不如“贼”多,有点岁数的中国人都知道。

 

有中国特色的“网络偷菜”兴起,进一步将“小偷小摸”娱乐化。现实偷菜和网络偷菜的界限被混淆,实际是在过去“全民皆贼”的基础上演变而来。不能自察耻感丢失,正是没有耻感成为惯常生活的结果。

 

我是一个贼,来自老百姓。而今许多有了产的人,背负历史传承,潜意识里自身还是一个贼的定位,还是不能自觉尊重他人之产。逼促“偷盗耻感”丢失的过程漫长而惨烈,也不可指望用几代人的时间恢复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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